1980年4月19日，至少有5万人自发参加了让-保罗·萨特的葬礼。其中大部分拥挤在街道两侧，从医院到蒙帕纳斯公墓，仅有3公里。还有不少人在墓地守候，有人爬上雕塑的头顶，有人被挤得掉进刚挖好的墓穴。
医院的门打开，拉着萨特灵柩的小卡车缓缓驶出，车上的鲜花堆成小山。随着车往前行驶，簇拥的人群也开始移动，像海浪起伏。他们手拉手向前走。这位长眠的老人留下的警句，似乎在推动着海浪：“存在先于本质”，“人被判自由；因为一旦被抛入世界，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”。1968年，席卷巴黎的五月风暴中，萨特也走上了街头，成为年轻人的精神导师。
棺椁降下，有人给波伏娃搬来一把椅子，她坐下，疲惫，茫然。萨特把她称作“海狸”。波伏娃扔下一枝鲜花，她已经不能再做更多。随之是雨点般的鲜花落下。6年后，波伏娃的骨灰安葬在了萨特身边。生前，他们保持着开放式关系，死后反而被牢牢绑定。
1978年萨特和波伏娃在意大利罗马。视觉中国丨图
萨特并不忌惮死亡。1905年6月21日，也就是距今120年前，他出生时，父亲便病入膏肓了。父亲让-巴蒂斯为了看大海，进入了海军军官学校，却在东南亚染上疟疾。萨特在《文字生涯》里，戏谑地描述父母的结合，父亲“娶她为妻，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，这就是我，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得一个栖身之地”。那时，萨特的母亲安娜-玛丽年仅20岁，因为日夜忧心忡忡地照顾病人，奶水断了。襁褓中的萨特还闹起了肠炎。
他称母亲“既无经验，又无人指点”，“在两个奄奄一息的陌生人之间疲于奔命”。小萨特活了下来，一直活到74岁。父亲在他1岁零3个月时死去。“我父亲一死，安娜-玛丽和我，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。我的病好了，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儿子，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。”当然，1岁零3个月的孩子，甚至并不拥有记忆。这便是萨特的文风，机巧，饶舌，善嘲讽又妙语连珠。相比之下，一度与之绝交的好友加缪的语言，简直有点笨拙。
表面看来，萨特把幼年丧父说得轻松，但在描述幼年丧母的法国诗人马拉美时，却暴露了心迹：“孤儿伸开双臂投向难以言传的东西，投向纯粹的特殊性……以至于任何一种形式都无法取得他的认同或拒绝。”
萨特之所以反对定义一个人的本质，把自由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向度，既是源于尼采所说的“上帝死了”，或许也隐秘地源于父亲之死。他还有一句名言，“我们痛苦，因为我们自由”。“自由”与“痛苦”，便是他人生的对位旋律。
萨特和波伏娃在中国
1955年，萨特和波伏娃在天安门城楼观礼。资料图
尽管常常与法国共产党产生龃龉，但萨特始终是左派的同路人。他被称为“20世纪的良心”，也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。1955年，萨特和波伏娃受邀访问中国。从9月6日抵达北京，到10月20日离开，在中国停留了一个半月。
萨特和波伏娃的行程包括：在曾留学法国的女作家陈学昭陪同下，参观沈阳的第一机床厂、风动工具厂、高坎农业合作社、铁西工业区；访问抚顺、鞍山；在新落成的北京饭店受到周恩来接见，观看国庆游行彩排；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，观看新中国成立六周年国庆阅兵和游行，受到毛泽东接见，与茅盾夫妇一同看焰火；访问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等地。
9月29日的晚宴之后，萨特和波伏娃走出北京饭店的门外，北京四处灯火辉煌，房顶和屋檐高挂着大红灯笼，纪念碑和城楼在夜幕下光芒四射。在波伏娃看来，“北京城少了点松弛”，“那清晰的线条给人一种舞台感，看起来不像真正的城市，倒像灯火通明的世界博览会馆”。不过，小商贩们沿着故宫的红墙摆摊，卖大碗茶、香肠、水果。彩排的人举着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。另有一队男孩扛着一条巨龙，身子都半掩在巨龙的鳞片下。萨特和波伏娃一觉醒来才两点一刻，高音喇叭还在播放歌曲，长安街放眼望去都是白衬衣和红旗，彩排进行了一整夜。
到了10月1日，天气有些阴沉，但波伏娃感叹，这是超现实主义者所梦想的“大街上的剧院”。国庆游行的队伍中，很多人扮演狮子、猴子和京剧中的武生，跳跃，舞蹈，还有程式化的打斗。他们看到一条巨龙遨游在蓝色的波涛里，看不见的手在抖动帆布，模拟大海的波涛起伏。然后变戏法的过来了，再接着是自行车和独轮车上的叠罗汉。
波伏娃和萨特发现，那时中国人在公共场合，甚至在谈话中，吐痰十分正常。他们在北京走进一间商店，最先看到的一定是架子上一排排的痰盂和热水瓶，上面喷绘着花和鸟。波伏娃曾想买一个痰盂带回法国当作纪念。
萨特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回到北京时，感觉北京市区的有些地方已经变了样子，一些房子完工，另一些又开始动工。“你们现在决定用50年的时间，来追上一千年的历史，把你们的经济制度、社会结构，甚至语言文字，都彻底改变，”萨特说，“在中国，直接的现实是未来，所以我们通过你们的眼睛所看到的是我们已经离去了的世界……如果所有的人都和我一道死亡，我将死得非常难过。如果人类在我死后还活着，而且我还能清楚地知道人类朝着什么方向前进，那我个人的生死问题是无所谓的。”
1954年，在访问中国之前，萨特就受苏联作家的邀请访苏，后来他在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《解放报》上发表文章赞美苏联。在西方，萨特一度是最知名的苏联和斯大林的捍卫者，即使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时，他依然认为这都是敌人罗织的谎言。但随着1956年苏联军队进入匈牙利的事件，以及后来的布拉格之春，萨特也对苏联进行了谴责。当然，萨特更猛烈抨击的，是法国出兵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美国的越南战争。1960年，萨特和波伏娃又访问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古巴，与切·格瓦拉会面。
去世前几年，萨特的视力严重下降，在一次访谈中，他说希望余生还能再来中国旅行。
拒绝诺贝尔文学奖
约1966年的萨特。视觉中国丨图
1957年，与萨特分道扬镳的加缪欣然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1964年，瑞典文学院决定将诺奖授予萨特，颁奖词是：“由于他那具有丰富的思想、自由的气息以及对真理充满探索精神的著作，已对我们的世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”
没想到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萨特拒绝。他写信解释了拒绝诺奖的原因，个人方面的理由是“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”；而客观的理由是：“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，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。我的同情无疑趋向于社会主义，也就是趋向于所谓的东方集团，但我却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，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。”
萨特接着说，虽然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斗争中，他希望社会主义能取胜。“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，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，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。”他说。但如果社会主义阵营给他一个奖，他同样不会接受。
对于授奖词中的“自由”，萨特展开了争辩：“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，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，在西方，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，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，它在于有权力拥有不只一双鞋并且有权力吃饱饭。在我看来，接受该奖，比谢绝它更危险。如果我接受了，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的‘客观上的回收’。”
瑞典文学院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，发公告称，萨特的拒绝并不能改变诺贝尔奖颁赠的有效性，只是颁奖仪式无法举行。
“谈到萨特，人们通常的印象是，他主要是一个哲学家，他的文学作品是他的哲学的思想的图解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萨特从小就立下当作家的志向，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的事业和生命的意义之所在。”波伏娃版《萨特传》的译者黄忠晶认为，“他对于文学和哲学这两者的写作态度截然不同，写起哲学著作来他几乎从不打草稿，文不加点，一气呵成，而他的文学创作是精雕细刻，每写几行都要留下很大一片空白，作反复修改，往往要改七八遍。”
存在主义过时了吗？
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公墓，让·保罗·萨特和波伏娃合葬墓。视觉中国丨图
根据萨特的书目编辑米歇尔·龚达和米歇尔·雷巴卡的估算，萨特一生中平均每天要写20页。1951年在意大利所做的笔记中，他曾用20页内容来写贡多拉船弄出的水花声。这种过度的才能和强迫症吓到了波伏娃。与此同时，萨特为了多写，放弃了很多个人爱好，比如看电影、戏剧。
在他早年的代表作短篇小说《墙》里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几个年轻人被长枪队逮捕，在夜晚的牢房等待被处决。不料主人公经历了一夜“准”死亡后，意外活了下来。萨特其他重要的小说作品还有《恶心》和多卷本长篇《自由之路》，剧本《间隔》和《死无葬身之地》。“他人，就是地狱”是《间隔》里的台词。在长篇评论《文学是什么》里，萨特讨论了诗歌和散文的区别，散文提供了“介入现实”的可能。他并非对诗歌没有研究，通过传记加评论的方式，波德莱尔、马拉美这些诗人以及他们背后的精神画卷，才万花筒般展开。
而哲学著作《存在与虚无》，和补充性的小书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，直接带动了战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风靡一时。萨特不仅带来了“自由”和对“责任”的呼吁，也带来了“虚无”“眩晕”，也即“自由”的痛苦。
早在1948年，中国学者罗大冈就译介过萨特的作品，1955年，罗大冈还接待了访华的萨特和波伏娃。那次旅程，他们发现中国几乎没人听说过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。1980年代中期，萨特作品的中译本更完整地出现。存在主义在中国流行起来，与西方有40年的代差。和萨特一起流行的，还有19世纪的尼采、叔本华和20世纪初的弗洛伊德。
如今，存在主义无论作为哲学运动还是社会思潮，在西方和中国都已宣告落幕，权力话语、解构、延异、后人类、酷儿理论、女性主义，以及经由拉康和齐泽克被不断激活的精神分析理论，在思想市场上都占据着更活跃的位置。
在萨特诞生120周年之际，如何看待萨特的遗产？他疾风骤雨又丰产的一生，留下了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评论家、活动家的多重叠影。有时候，萨特作为一个人的丰富和矛盾，甚至会盖过他的具体作品或观点。
回到他去世的1980年，那是随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上台，历史钟摆摆向保守的年代，是全球化、金融化一边给出去政治化的繁荣许诺，一边酝酿危机的年代。从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，似乎四年前去世的美国学者大卫·格雷伯更像萨特的传人，他们分别对应着2008年和1968年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，“历史的终结”远未终结。
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
责编 刘悠翔